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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一流学科建设路径选择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为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各省也相继出台了“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诸多高校也将建设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定为学校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显示,一流的学科是一流大学存在的根本与基础,每所世界名校均因拥有若干世界一流的学科而闻名。世界一流大学的卓越彰显了其学科建设模式的示范价值。因此,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经验,可为高校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创建一流大学提供借鉴与启迪。同时,分析国际学科排名指标,找到评价关注焦点,将更有助于指导高校开展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一、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经验
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思路虽然各具特色,但也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在学科功能方面,其注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相结合。这使学科在为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科技进步、繁荣社会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声誉。如麻省理工学院自建校伊始,始终坚持面向国家和社会需要进行教学和科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麻省理工学院积极投身于战时科研,研制完成了150个系统雷达,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战争结束后,其利用遗留下来的科研设备和研究条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并进行成果转化,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产业。一百多年来,麻省理工学院在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众多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人士。截止到2016年,有8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过(其中校友34位),排名世界第六,另有6位菲尔兹奖(数学界最高奖)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过,排名世界第十。
在学科设置及结构方面,其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如1998年斯坦福大学率先在美国发起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该计划是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学家和医学家合作与交流的跨学科范例,涵盖了生物医学、生物工程、生物科学三大领域;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等设立了合作基金或建立了学科交叉专家委员会等;麻省理工学院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超过60个。
在发展战略方面,其注重培育和发展特色学科。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一流学科。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机械工程;哈佛大学的商业管理、政治学;剑桥大学的化学、物理、生物学;牛津大学的古典文学、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哲学、理论物理;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学、天文学、应用物理、应用数学;康乃尔大学的农业及农业科学、医学、旅游管理等。
在师资队伍方面,其高度重视人才高峰建设,依靠一流的师资,提高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如加州理工学院1891年建校时是社区技术学院,1907年开始,其把加强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工作重点,在全球范围内广纳名家大师来校任教。世界著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学家等纷纷受邀来校进行教学与科研建设,并且还为学院吸引来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学者。霍普金斯大学自建校之初就不惜一切代价聘请名师,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科研设备,这使得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一跃成为美国的一流大学。
二、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学科排名指标分析
USNews(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THE(泰晤士高等教育)、ARWU(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及QS(英国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为全球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学排名,其评价指标如下表。

表1USNEWS学科排名指标

表2THE学科排名指标

表3QS学科排名指标

表4ARWU学科排名指标
由表1、表2、表3、表4可以看出,论文质量相关指标为国际学科排名共同关注点,并占有较高的比重。其中,在USNews中,平均权重达到67%;在THE中,平均权重达到33%;在QS中,权重合计最大达到60%;在ARWU中,权重达到75%(含“高被引科学家”)。另外,除ARWU外,国际学科排名同时关注了学科声誉,如教学声誉、学术声誉、雇主声誉等,在QS排名中,学术声誉调查权重范围达到了30%~90%。
三、一流学科建设路径选择
根据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基本经验及国际学科排名指标关注焦点的分析,高校在加强一流学科建设时应选取以下几种主要路径。
(一)明确教师科研定位,提高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
袁振国提出“学术是学科的灵魂”,创建一流的学科必须拥有一流的学术,一流学科科研的本质是创新,教师的创新能力是关键。
提高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培养教师的科研创新意识,激发教师的创新潜能。一方面,学校可以定期聘请在科研创新方面有造诣的专家为教师做有关创新思维的专题讲座;另一方面,可以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高水平的学术活动。二是鼓励教师开展科研合作交流,促进协同创新。学校应出台政策引导教师积极开展科研合作研究,鼓励教师扩大科研合作的范围、数量及深度,同一学科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均可交叉合作,为科研创新提供生长空间及成长土壤。可以采取选派青年教师到国内外一流大学进行合作访问,聘用或引进优秀国内外学者来校工作的方式,双方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或共同指导研究生,提高研究水平。三是激励教师申请高水平科研项目,只有通过高水平科研项目的研究,才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和科学思想,推出原创性的标志性成果,站在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四是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应充分发挥政策的激励与导向作用,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导教师向一流学科目标努力。在津贴分配办法、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及聘任条件中,要注重对教师发表高水平论文、论文影响力、获得高级别科研奖励及科研项目等创新成果的考核。应创设以高质量科研业绩为导向的“破格式”评审制度,教师可以凭借一项或若干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获取职称晋升资格而不受一般科研业绩指标条件的限制。推进薪酬制度改革,探索教师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制,提高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如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实施了“特别研究员”聘任计划,其目的是拓宽优秀人才发展空间,促进其快速成长。聘任计划主要针对有良好的背景、发展潜力巨大、40岁以下,进校时不完全符合正高级职务聘任条件的教师设置,聘期三年,受聘人聘期内可以“研究员”身份对外进行学术活动。学校提供科研经费、岗位津贴及住房津贴。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又设置了“特别副研究员”岗位,主要支持35岁以下、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激励他们尽早发展成为学校各个领域的领军人才。
近年来,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已经在“特别”岗位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学校多个学科方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选拔优秀学科带头人,打造高水平创新团队
学科带头人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和社会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带头人的能力和声誉。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方阳春、贾丹、陈超颖等将大学学科带头人的角色定位为领袖型学者,认为领袖型学者是一流学科带头人的最佳选择。领袖型学者为在某一科学领域中有较高学术造诣,在该领域中起到表率作用,通过个人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鼓励学科成员按照本学科的发展愿景,共同实现学术目标的学者。其需具备学术研究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内外部关系建立能力、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团队建设和领导艺术、良好的个人素养和声誉等六方面胜任能力,承担起提出学科愿景、战略布局、资源整合、队伍建设等职责。因此,如何科学遴选和培养具有领袖型学者实力的一流学科带头人,是创建一流学科的关键。但是,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学科带头人的产生偏向选择行政型或学术型学科带头人,缺乏科学的培养与选拔机制及对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因此,要强化和完善学科带头人培养机制,做好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继任计划,把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学科建设有机融合。要建立科学的学科带头人遴选和考核标准,通过公开竞聘择优选拔学科带头人。如为加快培养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杰出青年学科带头人,南开大学启动了“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面向全球选聘青年拔尖人才,重点扶持发展潜力较大、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优秀青年人才。不论职称高低,只要是年龄低于40周岁(人文社科类45周岁)的青年学者,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前沿性的研究规划,均可申报。
(三)对接社会重大需求,提高服务功能及学科声誉
世界一流学科形成重大突破,通常出现在与社会需求密切对接之时。科学发展史表明,许多重大成果的产生往往源于强烈的社会需求并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学科只有在不断尝试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方能打破自身知识封闭,产生新的知识,形成知识的分化和聚合。
学科只有在服务社会中检验自己、提升自己,才能得到认可,形成良好的学科声誉,从而为该学科吸引一流的学术队伍、一流的学生,以及优良的学术资源,成为一流学科。因此,我国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国家根本利益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要结合国家目标和地区经济建设需要,建设重大科技平台,以科研发展促进学科发展。要注重科研成果转化,成立技术转移中心,加强产业合作、知识转移、技术孵化等,促进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要充分发挥学校智力优势帮助社会解决具体问题,引领和服务社会文化。同时,要注重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支撑和促进学科的建设。要与社会相关部门或企业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让社会资源变成学校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的基地。要注重预测现代科学发展趋势及未来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如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建设与上海地位相匹配的高等学校学科体系,要求学科发展导向从学术能力向强化学术与服务需求并重拓展。要在提升学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加强学科链与产业链的紧密对接,增强学科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行业产业发展急需的能力”,并把“对接国家和上海重大发展战略需求作为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的导向”。
(四)推进学科交叉,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协同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催生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纵观世界科学发展史,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大多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一流学科形成的过程,一流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又促成新的交叉学科的形成,两个过程往往是辩证统一的。
国家应出台扶持学科交叉融合的政策,从国家战略研究和整体规划层面布局交叉学科建设;各高校要积极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交叉科学研究。一是健全组织体系,成立交叉研究机构,提供跨学科研究平台,组建跨学科团队,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二是健全决策与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学校各类学术组织的作用,结合国家和社会需求及前沿科学问题,积极培育跨学科交叉领域和方向;建立跨学科交叉研究组织的发展状况监测制度,完善交叉科学研究考核评价体系。三是建立科学的运行体系,建立教师跨院系聘任制度、研究生跨学科培养机制及科研资源综合配置和流动机制。四是宣传交叉科学研究观念,营造浓厚交叉学科研究的学术和文化氛围。设计跨学科课程,与校外学术机构开展跨学科与跨院校合作研究。采取举办会议、论坛、讲座等方式,为本校学者创造与国内外优秀科学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如200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开辟了国内高等院校跨学科研究的先河,有效促进了学校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科研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同时,学校成立了“交叉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院已建立起一套统筹全院大局、突出中心特点的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制度。清华大学于2010年12月成立了交叉信息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都纷纷成立交叉学科组织或平台。
(五)培育特色学科,形成学科高峰
一流学科建设应以高水平特色发展为追求。突出发展某一领域内的特色学科是国内外知名大学办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田长霖先生曾这样说“: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华中科技大学就超前部署、重点发展了一批优势特色学科,其中光学学科较早地建成了国家实验室,带动和辐射了武汉的“光谷”。超前部署和建设一些学科,学校需要高瞻远瞩,做好顶层设计。因此,必须做好学科SWOT分析,明确学科发展优劣势及在学校、地方、国内、国际的位置,对接国家战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当代科技发展主流方向,面向重大科学技术需求,科学设定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超前部署和建设可能成为学科高峰或办学特色的学科。要在少量学科上集聚优势,寻找突破,形成富有个性和特色的优势学科,进而带动相关学科共同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异峰突起,出奇制胜,是学科建设成功的有效途径之一。如上海交通大学新一轮学科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8)将“推进分层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建设思路之一,明确提出根据学科发展水平将在建学科分为重中之重学科、重点突破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扶持学科和重点关注学科五个层次,分层设置建设目标,配以相应的投入和保障政策,促进各学科不断向更高层次努力。
(六)加强学科软实力建设,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
学科软实力既是直接影响高校软实力和声誉、品牌的关键,又是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此,一流学科建设一定要重视学科软实力建设。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张鹏认为,学科软实力主要由学科组织文化和学科组织制度组成。学科组织文化是指学科成员所共享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观,它通常是学科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围绕学科组织使命积淀与发展而来的。
学科文化是学科的灵魂,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有利于促进学科成员在学术活动中的协同与合作。完善的学科制度是学科组织稳定运行的基础,它明确了学科运行的体制机制,是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
培育提升学科软实力,重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鼓励教师追求创新、追求卓越,相互竞争相互协同;鼓励教师潜心治学、诚信治学、兼容并包,反对急功近利、反对学术不端,积淀和谐的学科文化。二是开展组织制度变革,实现大学学科的协同创新模式。目前,多数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管理模式采用的是立项建设管理,各学科间各自为战,不能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因此,必须改革创新管理模式,可以采用集成管理。集成包含沟通、交互、融合、综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各学科间通过优势互补、整合资源,求得双赢,共同发展。三是改革学科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学科内部制度。目前学科管理主要采用行政管理,这种管理运行机制不畅。应实行学术管理,实现学科建设内容与学科发展、学院发展、学校发展的相互协调,建立跨单位的学科建设协调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养制度、知识生产制度等,保证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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